这篇文章来分析按照公开的数据，美国民间的枪支数量已经超过总人口，几乎做到了平均每人都有枪，可真的遇到强力执法的时候，没人把枪拿出来维护权利，有人说，持枪反抗权力本来就是一个故事，也有人说，美国人早就忘了该怎么真正维护自己。
跪地的人群与被架空的持枪权利
冬天的明尼苏达路面结着厚冰，一群美国人跪在冰冷的街上，身上贴着标语，希望阻止相关执法人员的强制行动，同一时间，西雅图的联邦法院门口也有一群人。
他们集体跪在地上，大声朗读宪法里关于自由的内容，有人念到动情处，忍不住流下眼泪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美国人表达不满的方式很固定。
举牌子、点蜡烛、送鲜花，几乎成了一种固定模式，可到了最近几年，越来越多人开始用下跪的方式表达态度，不少人解释，下跪不是认输，也不是胆小。
他们觉得这是用最谦卑的样子，表达最坚定的态度，可这种场面，和美国一直宣传的东西放在一起，显得特别奇怪，美国社会里一直有一种说法。
普通人手里有枪，就有能力对抗不合理的管理和权力，当年参与制定美国宪法的人也提到过，民众持枪可以约束政府的行为。
大家能做的，只是跪在地上祈求、朗读、流泪，一边是人人持枪的强大宣传，一边是只能下跪的现实场面，很多人心里都会冒出一个疑问：这中间的差距为什么会这么大？
被悄悄改写的历史与被引导的想法
有一个很少被普通人知道的想法和观念的形成，很多时候不是自然出现的，它背后可能有长期、系统、有组织的设计。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西柏林出现过一个叫文化自由大会的组织，它在几十个国家设立办公点，出版杂志，举办活动，发奖金，给资助。
在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眼里，这就是理想的学术平台，直到多年后人们才知道，这个组织和美国中情局有关联，它只是当时众多文化影响项目中的一个。
冷战结束以后，有前中情局负责人公开过一些信息，美国很多大型媒体、通讯社、报社、电视台，都和相关部门有密切联系。
几百家新闻相关的机构，会按照要求调整甚至暂停某些内容，这种影响不只停留在新闻里，大学的研究、课堂的内容、学术的方向，也在被悄悄影响。
有些高校的重要研究项目，从一开始就处在监督和引导之下，长期下来，有些词慢慢从日常对话里消失，阶级、剥削、革命，这些能让人思考根源问题的内容被淡化。
能被接受的，只有安全、温和、不会触动根本的表达方式，影视作品也在默默强化这种印象，一些曾经获奖的电影里，敢于强硬争取权利的群体被塑造成混乱、暴力的形象。
他们做过的公益行动、帮助社区的事情，几乎完全不被提及，马丁·路德·金的想法也被简化和修改，他真正关心的公平、经济结构、群体自强，被慢慢淡化。
从真实冲突到表演式街头：真正的改变在哪里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美国的种族矛盾非常尖锐，大量黑人住在条件很差的区域，工作机会少，还经常遭遇不公正对待。
1964年，联邦推出了禁止种族歧视的法律，很多人以为，只要法律改了，生活就会变好，可现实并没有这么简单。
种族问题和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绑在一起，不是一条法律能拆开的，仅仅过了几年，全国就爆发了上百次冲突。
最严重的地方，出动了国民警卫队都控制不住，最后政府派出精锐部队，用重型装备镇压，伤亡和被捕的人数都非常多。
当时的总统不理解，为什么法律通过了，人们还是不满意，他甚至把原因归到天气太热上，在一部分人看来，规则已经改了，你就该知足。
可在另一部分人看来，生活没有变好，希望没有出现，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，撞在一起，只会带来更大的撕裂。
马丁·路德·金后来也意识到，表面平等解决不了问题，他开始关注更深层的经济结构、贫富差距。
他组织穷人一起走向首都，希望推动真正的改变，可就在同一年，他遇刺身亡，曾经坚持强硬抗争的群体，随后被定义成严重的安全威胁。
监视、渗透、针对性打击，让这个组织慢慢消散，几十年后，类似的故事再次上演，2011年，很多人聚集在华尔街，抗议资本和权力的结合。
他们不针对某一个党派，而是直指整个体系的问题，这样的行动，很快遭到强力清场，有人受伤，有人被捕，有人后来离奇死亡，真相至今不明。
美国的枪击问题，同样充满讽刺，每年因为枪击失去生命的人数量巨大，青少年死于枪击的比例，超过车祸和其他意外。
一直有人说，枪是用来反抗权力的，可真实的数据完全不是这样，大多数枪击发生在普通人之间，最多的是自杀，其次是互相伤害。
真正用来对抗不合理执法的情况，少到几乎可以忽略，社会鼓励暴力，却只允许暴力在普通人之间流动。
一旦指向顶层结构，立刻会被严厉制止，后来出现的大规模街头运动，场面比几十年前更热闹。
打砸、抢店、冲突，造成的经济损失非常大，可掌权者的态度却完全不同，一些政客亲自上街，带头下跪，为混乱场面辩解。
因为这些运动已经变成选举动员的一部分，它不再威胁结构，反而成为权力争夺的工具，政治正确被不断强调，种族、性别、取向被反复讨论。
这些话题本身不是坏事，可当它们被当成工具，真正的结构性问题就被藏在了后面，街头天天有动静，看上去充满活力。
一个社会要往前走，不能只靠疏导情绪、驯化表达，必须敢于面对问题，愿意修正结构，真正倾听最底层的声音。